——简评最高人民法院《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广东省惠州市为了将法治引入基层纠纷化解

1999年,我国以宪法形式确定将过去的“法制”改成“法治”,说明法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我提出,法治建设在中国的东部特别是长三角可以先走一步  在“浙江人文大讲堂”谈法治,我想应该偏重于人文的角度。我们在座的多数是杭州市公民,所以我也想先从杭州说起。杭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定义,比如说她是中国最优雅的城市,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最有艺术气质的城市……等等,但假如从法律的角度来定义,我可以说她是新中国法治在此起步的城市。因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就是在杭州起草的。一字之改震动学界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住在刘庄长达两个多月,研究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实施的前三年,中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法治建设的景象。但是1957年到1977年,20年的时间里法制建设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1978年,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法制与民主的结合,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在1978年以后的20年中,我国法制得以迅速恢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提出来,1999年,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修正案形式写入宪法。以党的文件和宪法文件的形式确定将过去的“法制”的“制”改成了“法治”的“治”,这一字之改震动了整个法学界和法律界。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变,说明法治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也表明法治在新时期的正式启动。进入21世纪,“法治”这个词使用的频率非常高,比如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法治政府等等,这些概念不仅被提出,而且在实践中正被强调和实行。“包公”不是职业法律人我们的法治当中要不要有人的因素?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争论“法治好”还是“人治好”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说,法律是死的,没有人,它怎么运行啊?这个“人”,是指执行法律的人。中国古代几千年里执法人员不少,耳熟能详的有:狄仁杰、包拯、海瑞等等。包公是谁?在今天就相当于是开封市市长,兼法院院长。他不是职业化法官,而是兼职的,并且包公那个年代没有公诉人,在开庭的时候,包公自己充当公诉人,一遇到犯罪分子,他就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地揭露犯罪;如果包公发现当事人情有可原的可怜样,又柔情似水,从轻发落;当案件扑朔迷离,找不到证据的时候,包公又微服私访充当“便衣警察”;当关键证据缺乏的时候,包公又充任法医,检验尸体……可见他所有的角色都是兼职的。总之,中国古代没有职业化的法律人。什么是法律人?就是指律师、法官、检察官等等为代表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全体法律人构成了法律职业,这是一个共同体,简称“法共体”。我们今天说法治与法律人,首先就要讲讲,法治对法律人有一些特殊要求,特别是对法律人思维的要求。从南京“彭宇案”说起法治对法律人是有特殊要求的。我先用案例来说,南京有一个男子叫彭宇,他从公交车门下车的同时,一个老太太几乎同时倒在了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彭宇伸手拉她,老太太说腿疼,彭宇就把她送到医院。结果老太太家人赶来的时候说,“如果你没有推倒我老娘的话,会这么好心把她送到医院吗?”网民对此议论纷纷,分成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彭宇学雷锋;另外一派认为,他不推倒老太太的话,他会学雷锋吗?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民众的思维方式,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实体上来思考问题。而一个法官、一个律师会怎样思考问题呢?他们与民众这两种实质性思维不同在哪里?律师或者法官会这样思考问题:“谁主张、谁举证”,家属主张彭宇推了老太太一把,那好,请你举证。如果法官认为你的举证是有力的,那就判彭宇败诉,要赔偿,要负责任;如果原告举证不力的话,彭宇就不必负责任。民众都是从一个结果来判断,推了还是没推,是从结论上,从实体上来说的。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的角度入手思考问题。因为法律对法治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非专业人士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理论。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大众主义的思考;而职业的思考、法律人的思考则是以职业主义为原则。“石头剪刀布”就是程序那么,职业主义的思考到底有何特点呢?首先,法治要求法律人用一些法律术语来思考问题,我们称之为法言法语。所谓“三句不离本行”,你同一个法官或者律师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搞法律的人就是三句不离本行,说出来的都是权利、义务、责任、违法、自首、犯罪终止,通常是用专业的术语进行推理、思考。二是法治要求法律人考虑问题的时候,坚持一种思维习惯,往以前想,以前怎么样,把以前发生的事一一过滤。不学法律的人都具有前瞻意识,向未来看,比如一个普通股民会觉得今天跌不要紧,或许明天会有转机,这就是所有民众的习惯——向未来看。可是法治要求法律人必须回头看。举例说,学法律的人,拿到一个案件总是会说,这个案件是3个月以前发生的。那3个月以前的情景是怎样的,他会用证据来重构那个情景。今天制定的法律不能追溯以前发生的行为,这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其三,法治要求法律人坚持“程序优先”的思考。法律人考虑问题的时候,通常会说程序怎么样。我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一个家庭3个人正考虑国庆节到哪去玩。爸爸说东北挺好的,挺凉快;妈妈说去东北太辛苦了,还是在杭州呆着算了;年轻人说去新马泰玩,3个人观点不一致,这就产生了“纠纷”。观点不一致怎么办?爸爸和妈妈可能都论证了一大堆理论,尽管很充分,但都是从实体上讲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毕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我们为何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用“石头剪刀布”的办法来解决呢?一下子就把结论给决出来了,“石头剪刀布”就是程序。有一句话叫“愿赌服输”,程序就是排除了其他的思考。或许输掉了爸爸会说,妈妈的观点不好。杭州国庆期间人太多,爸爸的观点虽然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但是程序已经决出了,爸爸再有道理也就无效,这就是程序。所以说,法治要求法律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强调程序优先。其四,法律思维特点。法律人经常会在“情”和“法”两个要素之间很痛苦地抉择。法治会要求法律人作出清楚的选择——在法律范围内对“情”做权衡。“情”字很复杂,日本有一位学法律的学者研究中国的“情”有10多年,他说中国人讲的“情”有三种,第一是情理,第二是情感,第三是情节。这第三个“情”——情节很重要。我觉得要加上第四个“情”,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叫做“情面”。情面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情面”洋人是听不懂的,中国人却是妇孺皆知。中国“面子”在处理法律问题的时候,是一大难题,几千年以来的难题。如果让法律人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以职业化的方法来处理才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其五,法治要求法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清清楚楚地作出一个结论,不能模棱两可。在日本法官那里,他们称这个思考是“一刀切”的思考,即要求说出“黑”或是“白”,“曲”或是“直”,“是”或是“非”,这是法治要求法律人必须给出最后的说法。现在有些法律人,受大众思维的影响之后,身为法官仍然不知道自己当法官应该怎么当,说“理”说不清楚,判决书变成“和稀泥”。最后,法治要求法律人追求的“真”(真相、真实、真理)是程序中的“真”。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真”,但是学法律的人追求的“真”有一点不同,是追求程序中的“真”,和事实上的“真”不一样。3个月以前,甚至是3年以前发生的案件,时过境迁,法官又不是科学家,不可能用科学家的方法,用科学家的理念去探索真相,所以法律人的这个“真”和科学家讲的“真”是不一样的,法律上的“真”是程序中用有限的证据来构成的“真”。商业活动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发展和经济有直接关系,经济不发达,法治难发展。2003年的时候,全国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长三角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浙江省是4800美元,现在杭州达到8000~10000美元。这就是我国谈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长三角区域周围的这些地方,经济活力特别好,又有比较好的社会秩序,民众的文化素养也特别高。长三角聚集了中国优秀的商人和私营企业主,这部分人对法治有天然的要求,他们需要法治。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和消费者及劳动者打交道的时候,都需要法律,如果没有法律,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所以说,中国法治首先需要产生一个工商阶层,这些人用商业活动来推动法治发展。此外,在法治推动力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有自上而下政府的推动力,有政治力量的推动,这是西方国家不明显的。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政治权力推动法治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法治运动发展得非常快,大大缩短了欧洲式法治数百年的历程,所以大家要对中国法治充满信心。另外还有一个推动力,在西方国家实际上也存在,只不过没有被作为法治推动力提出来。在中国,我们特别要强调,那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律师、法官、检察官之外,还有很多执行法律的人在执法的时候,如何来推动法治的进程。这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我称之为“法治的第三推动力”,而且这种推动力的作用比前两个推动力的作用更加直接。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法律人形成的共同体一起努力来推动法治的发展,这样是否可以缩短我们法治的进程呢?长三角法治最先成熟如果现在来预测中国的法治是否可以在局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先实行,那么长三角一定是中国法治最先成熟起来的地方,我相信这一点。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观点,叫做“先行法治化”,即法治建设在中国的东部特别是长三角先走一步,先行法治化。过去的法学理论认为这是不行的,认为全国一定要统一搞法治,不能在局部地区先搞。现在的实践证明,长三角可以先实行法治化。江苏和浙江率先提出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法治浙江”的方案,是省委直接作出决定的,再落实到具体的市、县(区)。(孙笑侠/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2008年9月23日

以法治为原则,统领人情、伦理,才是化解乡村矛盾的正道、消解乡村冲突的正途、走向乡村善治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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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小镇大法官》,深刻描绘了基层法治生动而复杂的图景。剧中呈现出两种“基层法治观”,一种兼顾人情冷暖、以情释法;一种有板有眼、用法律规范乡俗伦理,它让观众跟随剧情深入思考:哪个更适合“乡土中国”?实际上,两者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如何在情理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始终是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绕不开的课题。

——简评最高人民法院《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基层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但乡村仍然是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在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乡村一方面社会矛盾多发高发,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法治力量不足、村民法治意识淡薄的困境。依法治村是必由之路,其中却又掺杂着各种风俗、伦理与人情。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有时“上气”不接“下气”,执行跟不上制度,给权力留下了任性空间。

6月7日网传一起今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交通肇事案件视频,引发全民关注。从视频看,因肇事车逃逸和现场经过路人和车辆未对被撞倒女子及时施救,从而引发“路人太冷漠”的质疑。河南驻马店的这起交通肇事案又将十年前的“彭宇案”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少人在微博、微信、新闻网站上评论,把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彭宇案”的判决。

辩证地看,问题的存在也为基层法治创新带来了动力。问题导向的法治路径,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很多基层司法人员感叹,在农村推进法治,既需要对社情民意的感悟,又需要法理人情的融合。在办案方式上,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创新。笔者调研时遇到“全国优秀法官”黄植忠,他主张“多解扣子,少敲锤子”,其“调解四法”让撤诉率达八成以上,化解了不少矛盾。在他眼里,农村的很多案件如果一判了之,看似简单快捷,但乡亲们可能会因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说“案结事了”体现法官水平,那么实现“人和”则体现法官境界。这就要求基层的司法工作者,要有包公的心、宰相的肚、婆婆的嘴、毛驴的腿。

最高人民法院6月15日在新浪微博刊发了一篇文章《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核心思想是“这个锅,法院不背!”这篇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感受到基层法治任务繁重、工作不易,才更能理解机制创新的重要性。广东省惠州市为了将法治引入基层纠纷化解,聘请律师担任驻村“法制副主任”。过去,律师基本活跃在城市,而村民很少能够见到。如今,“法制副主任”让法律从手册中走出来,不再是摆摆展台、发发材料;在纠纷处理中,他们成为缓冲第三方,消解了对立双方的信任危机。在基层治理的法治土壤中,“法制副主任”好比催化剂,一点一点唤醒村民的法治意识。如今,惠州很多村民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说“我打你”,而是变为“我告你”。惠州实践启示我们,法律信仰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诉诸群众的经验和感受才能形成。

“从法律真实来看,彭宇在第二次庭审中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而从客观真实看来,事过多年后,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

在全国,类似惠州的创新随处可见。比如湖北恩施州的“法律诊所”,法官定期“坐诊”或主动“预约”,为群众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务;陕西富县的“群众说事室”,推行“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制……只有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法”“家常的法”“管用的法”,基层法治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有坚实的支撑。可以说,“乡土中国”法治创新的火热实践,正引领基层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总结此文章的观点,认定彭宇案彭宇侵权的证据如下:1.彭宇在庭审中承认与他人相撞,未承认与老太太相撞的陈述;2.一份彭宇承认两人相撞的笔录照片;3.笔录照片得到经办警官的确认。

需要强调的是,基层法治创新并非只要温度不要威严,而是要推动改变“情—理—法”的积习,走向“法—理—情”的排序。在乡村治理中,群众诉求越是家长里短、多元多变,越需要用法治思维审视问题、解决矛盾。无视规则去“摆平”“搞定”,图一时方便而埋下发展隐患,看似高效的背后却是资源浪费和矛盾积压。以法治为原则,统领人情、伦理,才是化解乡村矛盾的正道、消解乡村冲突的正途、走向乡村善治的正轨。

一、从证据规则的角度,认定彭宇侵权的证据不足

基层法治实践是法治中国的重要部分、法治昌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当法律意识不仅出现在书本上,也出现在田间地头、村前屋后时;当乡村干部带头守法,并依法化解纠纷时,法治才能给人以盼头,让人尝到甜头,信法守法用法才有劲头。

民事诉讼,有独特的证据规则。证据须有证据资格,才存在证明力。证据须在法庭上经原被告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之根据。

1.彭宇的陈述

彭宇“承认与他人相撞,未承认与老太太相撞”的陈述,从此案披露的信息来看,并未找到出处。此案原告出示的笔录照片,内容为“彭宇声称没有撞到徐老太太,但是其本人被徐老太太撞倒了”。

假设彭宇确定在法庭上承认与他人相撞,未承认与老太太相撞,也不能认定彭宇存在侵权行为。

一方面此陈述的真实性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彭宇承认与他人相撞,侵权的对象非老太太,而且相撞的后果由谁承担需要根据过错来进行分析,并非产生相撞就一定认定存在侵权。

2.一份彭宇承认与人相撞的笔录照片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一份笔录照片,内容为“彭宇声称没有撞到徐老太太,但是其本人被徐老太太撞倒了”。判决书记载了彭宇的观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与誉写材料均为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以核对,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很多内容均不是被告所言。”

据报道,此证据原件不知为何丢失,最初该派出所所长说此证据是他拍摄,但后来变成原告的儿子拍摄,原告的儿子也是警察。证据的来源有说谎之嫌疑,虽然我国民事诉讼中没有品格证据规则,但民事诉讼讲究诚实信用原则,证据来源存在变数,那么对无法核实原件的复制品,作为定案依据确是非常勉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不出示原件,1.是出示原物或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复制品的;2.原件或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或复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根据上述规则,法官对复制件有采信或不采信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一般情形下,法院不敢擅自采信无法核对原件的复制件。

3.复制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根据上述规则的第2点,原件或原物不存在的,有证据证明复制件与原件一致的,法官可以认定复制件具有证明力。本案中,有二位证人可以证明复制件与原件相同,一是拍摄者原告的儿子;二是制作该笔录的警察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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